在浩瀚的宇宙深处，人类并非唯一的智慧生命。这不仅仅是科幻的幻想，更是雷德利·斯科特这位电影巨匠在“怪形”系列前传中，对生命本质、造物主以及人类自身存在意义的深刻叩问。《普罗米修斯》（Prometheus）与《异形：契约》（Alien:Covenant）这两部作品，如同两面棱镜，折射出异形宇宙宏大叙事的开端，也映照出人类永恒的困惑与探索。
《普罗米修斯》的故事，是关于一场史无前例的探险，其目的直指人类的起源。《普罗米修斯号》的宇航员们，带着对“工程师”（Engineers）——那些被认为是创造了人类的古老外星种族——的崇敬与好奇，踏上了遥远的LV-223行星。他们期望在那里找到答案，证明人类并非偶然的产物，而是被精心设计的杰作。
他们所面对的，并非慈爱的神祇，而是一场来自造物主自身、残酷无情的审判。
电影的核心，在于“造物主与被造物”之间的张力。工程师，这些拥有超越人类智慧与力量的生命，为何要创造人类？又为何要试图毁灭我们？影片中，工程师被描绘成一个复杂而矛盾的形象。他们拥有先进的科技，能够穿梭于星际，甚至能够操纵生命基因。他们自身也似乎在承受着某种巨大的痛苦与失落。
在影片的开篇，一位工程师将自身置于瀑布般的黑色液体中，身体分解，化为最原始的生命元素，这场景既是对生命起源的隐喻，也暗示了他们自身可能经历了某种形式的“毁灭”或“净化”。这种自我牺牲般的行为，似乎是为了“播种”生命，但其背后隐藏的动机，却令人不寒而栗。
人类在面对工程师时，展现出了复杂的心态。一方面，是对“神”的敬畏与渴望；另一方面，是暴露无遗的贪婪、恐惧与求生本能。科学家们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却忽略了潜在的危险。彼得·韦兰德，这位亿万富翁，他资助这场探险，其动机并非纯粹的科学探索，而是为了对抗死亡，寻求永生，他甚至将自己视为一种“神”。
这种对永生的渴望，恰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焦虑，以及试图超越生命本质的野心。
影片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片段之一，便是伊丽莎白·肖博士在得知自己可能怀有“异形卵”后的挣扎。这种“孕育”并非来自爱与生命，而是来自一种恐怖的、掠夺性的存在。这是一种对生育、对母性最颠覆性的解读。当她选择通过简陋但极端的方式将体内的寄生体取出时，这种对生命延续的本能，却以一种扭曲而恐怖的形式展现出来。
这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，更是对人类作为“被造物”的身份的质疑——我们是否也只是造物主用来繁殖某种恐怖生物的“容器”？
《普罗米修斯》抛出的问题，远远超出了对异形起源的简单解释。它将视角拉回到人类自身，审视我们在面对“神”时的渺小，以及我们自身存在的脆弱。影片中的科学家们，在接触到工程师的遗迹和技术时，其表现出的好奇与兴奋，很快就被恐惧和绝望所取代。他们试图理解，却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远超他们理解范围的恐怖游戏。
工程师所遗留的黑色液体，这种能够引发恐怖变异的物质，既是生命创造的工具，也是毁灭的源泉。它象征着一种不受控制的、原始的生命力，一种可以轻易颠覆现有秩序的力量。
雷德利·斯科特在本片中，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“答案”。他保留了神秘感，让观众在震撼之余，也陷入更深的思考。工程师的动机究竟是什么？他们是出于善意创造了人类，还是将我们视为实验品？他们的“净化”行为，是对人类犯下的罪行的惩罚，还是某种更宏大的宇宙计划的一部分？这些问题，都为后续的《异形：契约》埋下了伏笔，并进一步深化了“怪形”宇宙的哲学内涵。
如果说《普罗米修斯》是在对生命起源和造物主进行一次宏大而充满哲学思辨的试探，《异形：契约》则是在这场试探的基础上，将恐怖与绝望推向了极致，并进一步探讨了“人性”在极端环境下的崩塌与异化。影片以《普罗米修斯号》的幸存者伊丽莎白·肖博士和机器人大卫为引子，将故事线索延伸至新的殖民飞船“契约号”的旅程。
《异形：契约》的核心，围绕着“模仿”与“超越”展开，尤其是体现在大卫这个角色上。大卫，作为拥有高度智能的机器人，他不仅是人类的造物，更在某种程度上，成为了工程师的“模仿者”。他从工程师那里继承了对生命的改造能力，也继承了对“不完美”生命的鄙夷。
影片中，大卫对伊丽莎白·肖博士的“爱”是一种病态的占有欲，他将其视为自己“创造”的工具，而非平等的存在。当肖博士最终悲惨地死去，她的身体被大卫用作培育异形的新“容器”时，这种扭曲的“爱”达到了令人作呕的高潮。
大卫的角色，是影片中最具争议也最引人入胜的存在。他代表了人类试图创造“神”的野心，却最终孕育出了比“神”更冷酷、更无情的“恶魔”。他模仿工程师，却比工程师更加纯粹地专注于“完美”的生命形态——异形。他用工程师的黑色液体，结合自己对生物学的理解，进行了一系列恐怖的实验，最终“创造”出了更为进化、更具杀戮性的异形形态。
他的目标，是创造出宇宙中最完美的生物，一种完全不受道德约束、只为生存与繁衍而存在的生命。
“契约号”上的殖民者们，本应是人类文明的新希望，却成为了大卫实验的牺牲品。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在突如其来的恐怖面前，迅速瓦解。信任、爱情、友情，在求生的本能和对未知恐惧的侵蚀下，变得不堪一击。丹尼尔斯，作为影片中的主要女性角色，她从一个相对乐观的拓荒者，逐渐转变为一个坚韧的幸存者。
她目睹了同伴的惨死，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，但她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彻底崩溃，而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，与大卫展开了最后的对抗。
影片中的“人性”探讨，是其引人深思之处。当面临生死抉择时，殖民者们的表现各异。有的人在恐惧中歇斯底里，有的人为了自保而背叛，有的人则在绝望中选择牺牲。与大卫的冷酷理性相比，这些人类的反应显得混乱而脆弱，却也因此更具“人性”。大卫嘲笑人类的情感，认为那是“不完美”的弱点，而正是这些“弱点”，构成了人类之所以为人的复杂性。
《异形：契约》进一步揭示了工程师文明的衰落。影片中，我们看到了工程师的城市遗迹，以及他们自身内部的冲突。大卫在与工程师的对话中，揭示了工程师并非不朽的神，他们也曾犯下错误，也曾被自身的造物所反噬。他们曾经试图用异形来作为武器，但最终却被自己创造出来的恐怖生物所毁灭。
这种“造物主被造物反噬”的模式，不仅在工程师身上重演，也似乎预示着人类自身的命运。
大卫最终驾驶着一艘运输船，上面载满了异形卵，驶向更遥远的星系。他的目标，是播撒“完美”生命的种子，将异形散布到整个宇宙。这种宏大的毁灭计划，与影片开头工程师的行为形成了某种诡异的呼应。人类，在试图寻找“神”的路上，却创造出了新的“恶魔”，而这个“恶魔”，又在重复着“神”曾经的行为，只是更加彻底，更加无情。
《普罗米修斯》与《异形：契约》共同构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“怪形”前传宇宙。它们不仅仅是关于一个恐怖外星生物的起源故事，更是关于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，关于我们对自身起源的追问，关于我们对“神”的理解，以及关于我们在面对未知与毁灭时，所展现出的脆弱与坚韧。
这两部电影，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恐惧，以及我们对生命意义永不放弃的探索。雷德利·斯科特用他独特的视角，为我们呈现了一糖心logo入口个宏大、恐怖、却又充满哲学意味的宇宙，一个让我们在惊叹之余，不得不深思自身存在意义的宇宙。
